1994年，威廉姆斯（CenWilliams）首次提出“超语”（translanguaging）概念。这一概念可以指代多语言混合的语言实践行为，是对双（多）语者灵活应用个体丰富的资源库来建构、产出和协商理解意义的阐释。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注重语言的纯洁性和地道性，认为每一种命名语言都有独立的语言结构。但世界上7000多种人类语言（其中有6700多种命名语言）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语言接触，并由此促使命名语言自身的规范、惯例和本体出现变化。超语语言研究的出发点是人自身仅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库，这种认知打破了语言分区存在、双（多）语者具有多重语言系统的固有认知，也揭示了多种语言符号动态使用的过程。
理论探索
作为一种混合语言分析视角和方法，超语语言研究将关注焦点从被视为抽象代码的语言转移到语言使用者身上，聚焦双（多）语者流动性、动态性、创造性的多语实践。双（多）语者的语言并不是两种（或多种）单语的简单相加，他们拥有一个统一的资源库，库中的资源也并非静止或孤立存在。双（多）语者根据需要调动库中丰富的超语资源，交互协同使用不同的语言，促进多元能力的发展。从超语视角来解读双（多）语者复杂、动态的学习方式，可以解密其多语言、多感官、多模态经历，以及利用已有知识来有效学习新知识的过程。
从构词上来看，超语的英文“translanguaging”由“trans”和“languaging”组成。加西亚（OfeliaGarcia）和李嵬指出，“trans”具有三重含义，即超系统、变革性和跨学科性。超系统指动态、流动的语言实践不仅介于社会构建的语言和教育系统、结构之间，更是超越了二者。这强调超语语言研究软化（soften）了命名语言之间的硬边界，使得双（多）语者能够灵活协同使用多模态、多符号、多语言等资源，丰富意义构建，激发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变革性指超语挑战了根深蒂固的单语主义意识形态，倡导打破“唯英语论”的教育垄断，尊重每一种命名语言的存在，使被边缘化的语言及其使用者的“发声”被听见，构建新的语言实践观、教育、认知结构。跨学科性意味着超语不仅聚焦于语言实践与教育，还为理解人类社会、心理、认知与社会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并非静止的抽象代码，而是动态的过程。1965年，马图拉纳（MaturanaHumberto）和瓦雷拉（VarelaFrancisco）提出，应将“language”改为“languaging”，以体现语言的动词特征。1991年，“languaging”（语言实践）一词由贝克尔（A.L.Becker）引入语言学领域，认为人类的语言实践是持续进行的，没有完成的状态。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进行研究，从分布式语言和认知等维度入手来研究“ing”的动词属性。2009年，斯维因（MichaelSwain）将“languaging”描述为语言学习中协商与产出有意义、可理解输出的认知过程。此后语言学界不同学者对于“languaging”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语言的概念和双（多）语者的语言实践及认知能力。
对于“translanguaging”的构词，李嵬认为，在“languaging”前添加前缀“trans-”，能够恰当地揭示双（多）语者跨越多种语言符号资源交互使用的动态属性，也有利于提出关于人类认知特点和人类语言在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本质问题。并且，他基于平克（StevenPinker）提出的“语言本能”（languageinstinct）概念，提出了“超语本能”（translanguaginginstinct）概念，认为双（多）语者天生具有超语本能，即生来就具有多感官、多模态、多符号、多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能力。这一概念的含义比较宽泛，一般指双（多）语者在日常语言使用过程中往往得益于两种或多种语言具有协同使用的优势，因而他们在交际时常表现出主观能动性，这解释了双（多）语者语言使用过程中为什么呈现动态性、流动性和创造性特征。
实践应用
超语语言理论为双（多）语现象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基于微观的超语空间视角，研究者往往从双（多）语者个体已积攒经验、所处环境、对多语现象的态度以及认知和能力等不同维度出发，来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而基于宏观的超语空间视角，研究者则需要打破双（多）语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人、行为与心理的人为二分。超语空间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双（多）语者个体头脑中的空间。在超语空间中，双（多）语者的各种语言资源之间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相反，超语空间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交流环境，多种模态、感官、符号和语言能够相互融合和随意组装，为协同表达意义、产生全新的想法而自发进行多语言、多感官、多模态、多符号的超语实践。双（多）语者在超语空间内不断自发使用新的认知策略，以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库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来展演对某种现象或问题的认知。双（多）语者语言资源库中的多种资源时刻处于激活状态，在社交过程中，个体自发的多语言、多模态、多符号、多感官协同作用使交际者的创造力得以展现，交流的方式得以不拘于固有形式地自然流动。交际者这种动态的超语实践往往以多种语言为中心，与其他非语言符号、模态和感官交织在一起得以组装（assemblage）和展演（orchestrate）。
随着商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双（多）语人群的接触交流日趋频繁，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冲击着不同命名语言之间存在的硬边界，给多语言混合研究带来了契机和新的视角。数字时代，不同语言、符号、感官和模态的协同使用，使人们的交际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学校的教育也不再是教师单一的说教，而是提供了多种交流渠道，使学习者的多语言资源、多模态符号资源具有组装空间。对此，超语和语码转换都是认识双（多）语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和分析视角。2012年，威廉姆斯指出，超语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或多种命名语言转换使用的描述性标签。超语语言研究聚焦双（多）语者灵活运用超语资源库中的资源协同创造意义的实践过程，而并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的6700多种命名语言是一种代码、一种实体。超语和语码转换研究不仅持有不同的认识论，对命名语言存在的方式、本体论视角也截然不同。
近年来，超语语言研究引发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虽然超语理论已进入众多语言领域并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但仍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并且其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所处语境的影响。超语的研究道路既充满机遇，也不乏挑战。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结合具体语言教育环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超语理论与实践体系，在以超语推动语言研究新发展的同时，实现超语语言研究的本土化新发展。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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